王安石（一○二一～一○八六），字介甫，晚號半山，撫州臨川（今屬江西）人。仁宗慶曆二年（一○四二）進士。歷簽書淮南判官、知鄞縣、通判舒州，召爲群牧判官。出知常州，移提點江東刑獄。嘉祐三年（一○五八），入爲度支判官，獻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。六年，知制誥。英宗治平四年（一○六七），出知江寧府。尋召爲翰林學士。神宗熙寧二年（一○六九），除參知政事，推行新法。次年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七年，因新法迭遭攻擊，辭相位，以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。八年，復相。九年，再辭，以鎮南軍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判江寧府。十年，免府任，爲集禧觀使，居江寧鍾山。元豐元年（一○七八），封舒國公。後改封荆。哲宗元祐元年卒，年六十六。贈太傅。紹聖中謚文。著有《臨川集》一百卷、《唐百家詩選》二十卷、《新經周禮義》二十二卷（殘）。另有《王氏日錄》八十卷、《字說》二十卷、《老子注》二卷、《洪範傳》一卷、《論語解》十卷，與子雱合著《新經詩義》三十卷，均佚。事見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下集卷一四《王荆公安石傳》。《宋史》卷三二七有傳。　王安石詩，有全集本和詩集李壁注本兩個系統。今以明嘉靖三十九年吉陽何氏撫州覆宋紹興中桐廬詹大和刊《臨川先生文集》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影印，其中詩三十七卷，第三十八卷有六首四言詩）爲底本。校以南宋龍舒刊《王文公文集》本（簡稱龍舒本），張元濟影印季振宜舊本《王荆文公詩李雁湖箋注》本（張氏以爲係元大德本，據今人考證，實明初刻本，簡稱張本），清繆氏小岯山房刊本（簡稱繆本），日本蓬左文庫所藏朝鮮活字本（簡稱蓬左本）。校本多出底本的詩，以及從他書輯得的集外詩，分別編爲第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卷，各本多有與他人詩集互見或誤收的詩，前人已多有指明。爲謹慎計，凡本集各本已收的詩，仍全部收入，在詩題下加注或加按說明；《瀛奎律髓》誤收的他人詩，入存目。

飞来峰：有两说：一说在浙江绍兴城外的林山。唐宋时其中有座应天塔。传说此峰是从琅即郡东武县飞来的，故名飞来峰。一说在今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寺前。
千寻塔：很高很高的塔。寻，古时长度单位，八尺为寻。
闻说：听说。
浮云：在山间浮动的云雾。望眼：视线。
缘：因为。

译文
韵译
听说在飞来峰极高的塔上，鸡鸣时分可看到旭日初升。
不怕浮云会遮住我的视线，只因为如今我身在最高层。

散译

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，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。
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，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，登高望远心胸宽广。

诗的第一句，诗人用“千寻”这一夸张的词语，借写峰上古塔之高，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。诗的第二句，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，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、胸怀改革大志、对前途充满信心，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。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，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。古人常有浮云蔽日、邪臣蔽贤的忧虑，而诗人却加上“不畏”二字。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，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。
前两句是全诗的精华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：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，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。在写作手法上，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，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，足见其高。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。承句写目极之辽远。承句用典，《玄中记》云：“桃都山有大树，曰桃都，枝相去三千里。上有天鸡，日初出照此木，天鸡即鸣，天下鸡皆随之。”以此验之，则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七字，不仅言其目极万里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，颇具气势。虽是铺垫之笔，亦不可等闲视之，实景语中的高唱。且作者用事，深具匠心。如典故中“日初出照此木，天鸡即鸣”，本是“先日出，后天鸡鸣”，但王安石不说“闻说日升听鸡鸣”，而说“闻说鸡鸣见日升”，则是“先鸡鸣，后日升”。诗人用事，常有点化，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，或用事失误目之，恐意有另指。
第三句“不畏”二字作峻语，气势夺人。”浮云遮望眼”，用典。据吴小如教授考证，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，如《新语·慎微篇》：“故邪臣之蔽贤，犹浮云之障日也。”王句即用此意。他还有一首《读史有感》的七律，颔联云：“当时黯暗犹承误，末俗纷纭更乱真。”欲成就大事业，最可怕者莫甚于“浮云遮目”、“末俗乱真”，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，恰败于此。诗人良苦用心，于此诗已见端倪。第四句用“身在最高层”拔高诗境，有高瞻远瞩的气概。作者点睛之笔，正在结语。若就情境说，语序应是“因为身在最高层，所以不畏浮云遮目”，但作者却倒过来，先说果，后说因；一因一果的倒置，说明诗眼的转换。这虽是作诗的常法，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。
这首诗与一般的登高诗不同。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，只写了塔高，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，寄寓“站得高才能望得远”的哲理。这与王之涣诗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相似。前者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、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，后者表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，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励之意。
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与苏轼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一脉相承，表现技法极为相似，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，比喻“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，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，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。”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，比喻“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，是因为没有全面、客观、正确地观察事物，认识事物。”两者都极具哲理性，常被用作座右铭。